基于意思自治与合同严守等私法理念，已成立的合同应当被当事人所信仰，并积极履行。但同时，已成立的合同又可能存在无效事由。实践中的问题在于，若合同一方当事人“借无效之名行违约之实”的，此时应坚持无效评价，抑或严守诚实信用之原则？显然，合同的有效无效，并非简单、刻板、粗暴的法律评价，还应当有多种价值判断、利益衡量等蕴含其中。

【案件来源】： (2019)最高法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，引用时略作改动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11年7月11日，华诚地产（甲方）与中铁十三局（乙方）签订《合作框架协议书》约定，一、建筑施工内容为：新疆“蓝领公寓”（公租房）项目……三、项目建筑施工总概算约人民币3亿元……六、本协议履约保证金为项目概算的10%，按工程进度退还……

2012年5月8日，中铁十三局通过招投标取得“蓝领公寓”项目工程。2012年5月9日，华诚地产与中铁十三局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涉案工程于2014年11月停工，已完工进度为80%。后中铁十三局向法院起诉，请求判令华诚地产支付拖欠的工程款，并返还履约保证金。　

庭审中，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之一为：涉案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是否有效。其中，华诚地产主张，其与中铁十三局在招投标之前，就施工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了谈判磋商，本案属于通过“明招暗定”形式规避《招标投标法》等规定的行为，本案中标无效，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无效。

【裁判说理】

最高院认为，案涉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有效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案涉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，故有效。

二、双方虽于招投标前就项目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并签订合作协议，但无证据证明该谈判行为影响了中标结果。

本案中，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，签订了《合作框架协议书》。该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，未载明开工时间，合同条款中还存在大量不确定的约定。华诚地产虽称其自身违法，但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，华诚地产未予以证明。本案亦不存在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部门投诉，致使相关人员被追责的情形。故应认定合同有效。

三、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民商事活动的基本准则，亦是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。

华诚地产在二审中提出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，是认为涉案合同有效将为其带来不利，或者该利益小于合同无效所带来的利益，其目的是为了规避应承担的付款义务，免除或者减轻一审判决确定由其承担的民事责任，属于不讲诚信、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恶意抗辩行为。

四、合同无效制度，目的在于保护国家、社会及第三人利益

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因为无效合同的履行给国家、社会以及第三人利益带来损失，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。而本案中，华诚地产作为违法行为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，如支持其诉求，意味着体现双方真实意愿的合同约定不仅对其没有约束力，甚至可能使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，这将违背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，也将纵容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，使合同无效制度沦为其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。

【简评】

实践中，当事人常相约缔结违法合同，并根据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势变化，伺机披露违法事实，导致合同被认定无效，以谋取更丰厚之利益，或免除应尽责任。比如，贿赂者主张赠与无效、托关系失败者主张请托无效、卖家因房价上涨而主张炒房合同无效、借款人因无力还款主张高利转贷合同无效等，凡此种种，主张者多为合同一方当事人，激励其从事该投机行为的，无非在于合同无效“有利可图”。

本案即属于招标人借中标无效（“先行进行实质性谈判”）进而主张合同无效，希望借此免除付款义务（或免除不利的计算方式），若抛开对《招标投标法》第43条、第55条等关于中标无效之特殊规定的个案分析，本案最高院对诚实信用、合同无效制度本旨的解读，所传达的态度事实上对“借违法之名毁约”的司法裁判具有普适性的意义。

的确，在“借无效之名违约”的系列案件中，所订立合同都或多或少存在“不合法”的瑕疵，该瑕疵事实上也为缔约双方所事先知晓，但该情形并不等同于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”，毕竟，订立并依约履行该合同，仍属缔约时违法行为人之真意，对双方来说仍然有利可图。因此，自合同订立后，除非存在外部事由，否则不应当允许内部一方为进一步谋取利益而打破此种关系状态。

正是基于此，本案法院才强调“不存在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部门投诉，致使相关人员被追责的情形”，避免凭借虚幻的第三人、抽象的公共利益等之名，动辄对合同作出否定性评价。因此，若不存在实质性的国家、社会、第三人之利益受损，则无必要动用“违法无效”这一“烈性救济”，这才符合本案所属的“合同无效制度”之本旨。

 

既然无必要动用“合同无效制度”，而违法行为人又坚持主张合同无效，所剩的无非是道德评价的问题。即正如本案所言，此为“不讲诚信、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恶意抗辩行为”，本质上也属于“权利滥用”，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，避免对违法行为人产生继续从事不法行为的不正当激励，以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