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最后的几日，朋友圈以杨文医生的惨烈被害收场。24日平安夜，在这个本应充满温暖的夜晚，正伏案工作的杨文医生的生命戛然而止，再无温度。一位所谓病患家属的夺命刀毫无人性的冲着她的脖子狂砍下来，似要割头般的残忍。这个世界的万家灯火，她却再也看不见了，她想救助栩栩生命之愿，也终结在这个并不平安的平安夜。

回想半年前我因为生产需要住院，和我产检主治医生邵医生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。邵医生例行问我为何直接选择手术剖腹产时，我实话实说：“因为邵医生你在我会有安全感！我相信你！”也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，我还极其认真的讲道：“我不同意由家属在我的手术同意书上面签字，我意识很清醒，我决定书面授权给邵医生，手术中无论发生任何情况，邵医生均有权按照您的专业知识权宜处理，所有责任我自行承担。”面对我冷静又职业的话语，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表现得异常惊讶。

助理医生在一旁表示，从未见过如此相信医生的病人！而我则更为惊讶，作为一名患者，难道不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水准吗？

在我的认知世界里，在专业方面，目前国内三甲医院的临床医生，光文凭要求都是博士，也就意味着医学生要经历至少10年的专业学习，与此同时，还有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。除了高精尖的国家科技项目外，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专业比医学要求更高更严格！在思想理念方面，面对这么多年的极高压力，如果不是想在杏林留下芬芳的满腔热忱，如果不是救死扶伤的一腔热血，如果不是挽救人类生命健康的职业满足感，我无法理解还有什么能让他们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。因此，面对一个专业能力过硬、理想信念丰满的医生，难道我不应该完全相信他吗？

杨文医生遇害的第四天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，于明年6月1日起施行，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内的第一部基础性、综合性法律。立法速度之快、惩罚力度之大，彰显了维护医护正义的决心和信心。

然而，即使我国法律体系已经趋于完善，但如果将医患关系和恶意伤害寄希望于一部法律，恐怕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。

医患关系的症结点，是优质的医疗资源仍无法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的矛盾，是医疗费用尚且是一般家庭经济负担的矛盾，是医生的薪酬待遇与患者所耗医疗费挂钩之间的矛盾。我国虽在大力推行医疗体制改革，但上述矛盾也依然只能逐渐化解。

而恶意伤害的症结点，与医患关系无实质关联，而是个人的犯罪行为。曾有戏言说，在我们都排队等着步入火葬场的时候，医生的作用就是防止有人插队。无可否认的是，即便是在我们走向荒芜的过程里，医生也扮演了无比重要的角色。杨文医生被害案，以施暴家属的偏执特征，还有他那极其残忍的作案手段，对象完全有可能超出主治医生的范畴，可能会是保姆、教师等与他接触的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员。因为个人情绪而将责任归于医生身上并且杀害医生的行为，明明是极其严重的故意犯罪行为，用所谓的医患关系来背锅，着实有点不妥。

从何时起，我们将这种恶意伤害定义为医患关系的紧张？将这种无理取闹定义为保护弱势群体？将老师的正常教育与纯粹的服务相混淆？让有几十年经验累积的医生所做的治疗方案不被相信？让桃李满天下的老师不敢再对孩子进行严格教育？让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判无法纯粹只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？

医生，是治疗人民身体疾病的专业人员；教师，是修正人民思想疾病的专业人员；司法机关，是治疗人类社会疾病的专业人员。所以请对医生、老师、司法工作者这些职业多一点尊重与理解，当他们回馈给公众最好的回报之时，我们的明天，才一定会更加美好！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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