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网络消费的普及，快递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快件延误、丢失、毁损和内件不符等情形就在所难免，相应的赔偿纠纷也日益增多。一方面，法律存在规定不明的硬伤——比如此前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（送审稿）》，就仅仅作出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赔偿”这样原则性但并无太多实用性的规定，其他快递行业的专门立法，包括《快递市场管理办法》、《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处理办法》等也概莫能外。另一方面，司法裁判对此也存在分歧：通常来说，如果寄件人对快递进行了“保价”，物流公司就会按保价的规则来赔偿。但如果该快递未进行保价，有的快递公司会以“无法证明寄件价值”为由拒绝或要求减少赔偿。当纠纷诉至法院时，法院对此则莫衷一是，如有的法院认为，快递损失是物流公司的违约行为，依合同法、侵权责任法等规定，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（即“全额赔偿”），亦有法院主张依“公平原则”进行赔付（“合理赔偿”）。有的则认为，双方之间存在的是“邮政服务关系”，按《邮政法》第47条，未保价时，赔偿额最高不超过“所收取快递费的3倍”。从法院的观点来看，争议的核心在于寄件人与快递公司之间究竟构成何种法律关系，以及究竟适用《邮政法》这一特别法，还是一般民事法律规则的问题。
理论上对此也存在两种观点：第一种观点认为，依“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”的原则，《邮政法》中关于赔偿的法律规定要高于一般民事法律的赔偿规定，前者效力更高，故应当优先适用。第二种观点则认为，《邮政法》的调整范围虽然包括快递服务业，但“快递的商业性与邮件的公益性有实质性区别，将邮件的相关规定适用于有显著竞争性的商业快递之上，明显有违公平原则”，对二者应当区别适用不同的法律。在笔者看来，部分法院之所以选择适用《邮政法》的赔偿规定，除考虑到“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”的理念之外，也可能是出于节省自身裁判成本的目的——如学者侯东德教授所言，直接适用《邮政法》规定的“3倍快递费”的赔偿标准，可以快速认定案件的赔偿数额，在诉讼成本上最为节省，如果依据一般的民事规定进行处理，程序上就较为繁琐，涉及到双方举证责任大小及证明标准的确定，以及实际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，司法管理成本较高。但显然，“3倍快递费”的赔付标准也过于简单粗暴，存在法理基础欠缺、社会效果不佳等问题。究竟应当适用何种法律，可以从《邮政法》对快递行业的规范目的、保价条款的法律性质及其功能等三方面进行分析。第一，快递业务虽属《邮政法》规范的范畴，但正如学者叶林教授所说的，《邮政法》在过去修改时虽然对快递服务作了专章规定，但目的主要在于方便行政监管，而非用于解决民事纠纷。事实上，“快递服务”与“普遍邮政服务”并不相同，后者是国家为保障居民基本通讯权利所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，而在前者情形下，寄件人与快递公司之间构成的是典型的商事合同关系，货物毁损属于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，因此就应当按合同法的规定来办。对此，《邮政法》第45条也明确指出，“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外”的邮件损失赔偿，要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（即合同法，以及明年1月1日将生效的民法典“合同编”、“侵权责任编”等规定）。
第二，关于快递是否保价的问题，由于快递单中关于保价的内容，属于典型的”格式条款“，快递公司应当证明其已通过合理方式，就保价的规定向寄件人进行提示、说明，否则该条款就无效（新近出台的《民法典》的时髦表述是：一方“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”）。第三，从保价制度的功能来看，一方面其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效率（避免双方因快递真实价值难以确定而纠缠不清）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消费者，减少纠纷的发生，另一方面也能提醒快递公司作好相应防护措施，谨慎作业，并通过保价款冲抵其运输风险。在此，保价制度独立于运输合同的内容，具备一定程度上的“保险”的功能，在支付相应快递费以外，是否保价，属于寄件人的选择权利，而非其应当履行的对待给付内容，“对承运人而言，相应的谨慎注意义务也是合同的应然内容”，是否保价“影响的是快递损失后赔偿的内容、数额及效率”，并不能因未购买保价服务而认定寄件人存在过错，以及降低快递企业应有的谨慎程度。事实上，即便进行保价，寄件人的损失也往往难以获得足额赔偿（受损失的可预见性、保价格式条款的限制等），完全依赖保价制度或适用3倍快递费的赔付标准，也容易导致快递企业削减其预防成本，并引发相应的道德风险（快递被恶意偷盗、毁损的事实已经并不少见了）。因此，在认定未保价快递毁损的法律责任时，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的一般规定进行裁判，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、损失鉴定等明确各方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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