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，代购已成一种常见的消费方式并日渐风靡。生活中常见的代购场景诸如以下几类：（1）亲戚一家出国旅游，委托代购非国产奶粉；（2）小学同学/闺蜜在外留学，要求代购日本马桶盖；（3）微信好友从事微商，委托代购巴厘岛网红“蓝色可乐”；（4）通过淘宝海外购商家，购买包包等奢侈品或婴幼儿用品等。

代购如此常见，以至于因代购所生纠纷也层出不穷，代购领域自然也成为职业打假人的“新收入来源”。不过，在面对权利人提起的赔偿请求时，代购人往往主张双方构成委托代理关系，而非买卖合同关系，故无需赔偿货款乃至于3倍、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，因此权利人与代购人究竟构成何种法律关系，是老百姓能否获得赔偿的重要前提之一。 

【案例来源】四川省成都市中院[杨旭与罗志超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]民事判决书，引用时略作改动。 

【基本事实】2017年2月8日，甲某在乙某开设的淘宝店铺中购买了日本进口的“富士山空气罐头”2瓶，总价为5000元。乙某将案涉商品通过快递方式于2月12日发送到甲某收货所列地址处。甲某收货后，向乙某提出退货退款申请，后乙某将5000元全额退还。案涉商品系乙某于2016年12月14日在海外采购，包装无中文标签。

    现甲某提起诉讼，要求乙某支付货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。

【法院判决】　关于甲某与乙某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关系的问题。本院认为，虽然案涉产品在名称上标注“日本正品代购”，但根据淘宝页面显示的配送信息、卖家承诺的发货时间、库存数量等信息以及乙某采购案涉“空气罐头”的时间早于甲某购买时间，可以认定乙某购买案涉产品后再自行进行销售，而非接受甲某的委托后，将购买产品交付给甲某。因此，对于乙某认为其与甲某之间系委托关系的主张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【简评】

在海外代购商品所生纠纷中，准确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至关重要。若为委托关系，代购人（受托人）并非“卖方”，无须为商品质量提供担保。在委托过程中，代购人以委托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，根据委托人的授权完成任务，其事实上被视为“委托人”的化身，所提供的服务亦是“代购”，而非“商品”本身。

由于提供的合同内容不同，“代购人”所需承担的义务、责任也有所不同。如果存在商品瑕疵、欺诈情形，欺诈方为“真实卖家”而非“代购人”（除非二者存在“串通”情形）。如果代购人非卖方，自然不需要承担如“7天无理由退换货”乃于至因欺诈承担的3倍、10倍惩罚性赔偿，其适用的是《民法总则》、《合同法》而非《消费者保护法》，仅在因违背受托人应尽的“忠实义务”造成委托人损失时承担赔偿责任。

比如，委托代购日本“马桶盖”，结果买成日本“马桶刷”，显然受托人将因“不谨慎”地履行委托内容而承担赔偿责任。相反，若委托代购“神仙牌奶粉”，代购人将该品牌奶粉买回，后新闻曝出该奶粉为“毒奶粉”的，由于代购人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所指定的品牌购买，原则上认为代购人已经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委托内容，无须赔偿。

那么，实践中该如何认定代购的法律关系，究竟是“委托服务”，还是“买卖商品”？

本案中，法院的认定依据在于“时间”——代购的“空气罐头”，乙某购买的时间，明显早于甲某购买的时间，这意味着，乙某并非接受了甲某的委托后，才着手联系商家、购买该空气罐头，而是事先购买并“囤货”，在接受甲某订单后直接发货，进行“现货交易”，从中赚取差价，而非另收甲某支付的委托费用。乙某在本案中是作为商品的直接“卖家”，而非“受托人”，不符合常规的“委托关系”的交易模式。而“时间”的证明责任主要在代购人，由其证明商品真实的购买时间，代购人无证据证明的，法院将认定构成消费性的买卖合同关系。（类似案例，还可见于“胡海洋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贝必佳孕婴用品店产品责任纠纷案”）。

所谓的“时间”，更准确地说，应当是判断双方的行为、交易模式。比如在【宓海军与李会珍等买卖合同纠纷案】中，李会珍按照宓海军指示，到香港为其代购符合其指定款式的“戒指”，后法院认定双方构成“委托合同关系”，其关键点在于代购人是否“按照委托人指示”再进行购买。而在【韩美连诉张小花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】中，由于张小花所发送的胶囊为位于“境内的现货”，且销售页面明确产品货款，但“未标明代理费”，故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，其关键则在于“发货地”、“收费方式”。

另外，商家标注为“代购”，未必是“真代购”。有可能是借“代购”之名，行买卖之“实”。比如，不少淘宝店铺、微商代购外国“洗发水”、“沐浴露”等，且可大量购货。考虑到洗发水、沐浴露等体积、重量较大，一般不会由他人“人肉带回”，而是由微商大量囤货，再进行销售，因此多数情况下会被认定为“买卖合同关系”。